寂寞烟花
所谓北京
从北京站到地铁口只需要步行七八分钟，而这七八分钟足够一个老练且敬业的小偷在磅礴人群的掩护下完成七八个规模不等的case。
当梓绮在售票口前焦躁不安的翻遍全身口袋时，她不得不承认，在某个无意识的时刻，她已经悄然中招。“对不起，我钱包丢了。”梓绮抱歉地向盯着她许久的售票员苦笑。
北京站飞檐走壁的森严城楼在不远处露出一个龇牙咧嘴的笑容，阴沉沉的天空仿佛要把大坨大坨的怨气压在首都人民蓬勃向上的健康面目上。梓绮拉着大红色行李箱的拉杆，第一次觉得，原来现实和图片的差距远得如此让人措手不及。1999年的夏天，她还没有能力拥有一台小巧迷人的手机，所以当务之急是去寻找一个方正宽阔的公用电话。
“喂，你好，请问是北文大学作家班招生部吗？”
“哦，这样啊，68552441，谢谢。”
硬币一个个投进曲曲弯弯的小孔，就好像曲曲弯弯的寻求帮助之路，梓绮从一个电话被推诿到另一个电话。终于有一个电话表示了同情和关注。
“可我们这里很忙呢，恐怕派不出老师来接你啊。”
“那我该怎么办呢？”
“梓绮同学，你应该先报警。”
然后在派出所等着他们重复刚才的步骤，等着警察给北京唯一可以收容自己的地方打电话，等着继续被告知等着；抑或是问警察借钱打的过来，梓绮在电话那头为自己的新奇想法不由自主的笑起来，这年头人民警察的用处，就是给人民制造繁琐的手续和无望的等候。
二十岁的梓绮已经是个发育完整、头脑健全的年轻女子，她不会唱着“我在马路边，拣到一分钱”的古老童谣去找警察叔叔，同样，当她丢失三千多元人民币时，她也不指望自己的运气能好到失而复得。二十岁的梓绮漂亮而现实，怀揣着不现实的文学梦想，来到这个现实的大城市。
“这倒也是，你说的也有道理。请稍等。”办公室的电话总是多的可以让人用电话来作为电话的借口，另一串急促的铃声在电话那头鼓荡起来，梓绮拿着话筒，焦躁不安。
电话那头隐隐约约的噪音，夹杂着“是吗”“好，我们派人去接”之类的语言片断。
“喂？”电话那头终于又有了声音，这次居然渗着点兴奋。
“我在。”
“你运气真好。我们有个老师过去北京站接人，10：55火车到站，t53次，你到接站口，看举牌子的人，灰色的短袖衬衫，牌子上写着‘王子苑老师’，你就跟着他们的车一起到学校来吧。”
搁下电话，梓绮看看腕上的表，9：30，很从容不迫的时间，有足够的时间观看这个猜测了许久的城市，也有足够的时间坐在派出所里描述自己的遭遇，并签下一沓无补于事的纪录文件。
1999年9月12日上午10：20，梓绮从北京站附近的派出所出来，和那几个称呼她为“姑娘”的人民警察笑脸道别，深深的呼吸了一口北京混浊且干燥的口气。她开始有些喜欢这个城市了，他们沿用一种古老且农村的称呼，“姑娘”，这诚然比产生了引申义的“小姐”坦然率直许多。那个圆脸且罗嗦的胖警察详细的指点了北京站的出站口，甚至超出工作热情的要陪她去找人，梓绮微笑着同样热情的推辞掉，二十年来当一个漂亮女孩的好处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从实践摸索中看懂男人目光里的含义